第七章 巴金
简析巴金《灭亡》的思想内容和杜大心形象
《灭亡》是巴金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
思想内容：作品通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的形象，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从参加社会运动以来的心灵历程。真切地反映出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躁动、激愤与反抗的心理。
人物形象：杜大心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病。肺病使他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过于强大的黑暗换金个又使他看不到人类的前途，最后白白牺牲了自己。
简析巴金早期表现社会革命的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
巴金早期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代表作品有《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
这类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是：
1、 无政府主义者的深刻印痕，如《灭亡》中的杜大心、《电》中的敏都走上暗杀的恐怖主义道路。表现出个人“革命”行动绝对自由，无纪律约束的特点。
2、 人物性格理想化、类型化。如杜大心等都拼命工作，都患重病，都内心苦恼而苦行僧似的生活，都是人格高尚。
3、 艺术上主观倾诉、激情宣泄、激愤、绝望、哭诉的抒情风格。
简析《激流三部曲》的思想内容
《激流三部曲》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其思想内容为控诉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腐朽及其走向崩溃，表现了青年一代的民主主义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
《家》描写高家祖孙之间的矛盾，以三个女性的悲剧控诉封建家庭的罪恶，以觉明抗婚觉慧出走表现了青年一代民主主义觉醒和反抗，高老太爷在绝望中死去标志封建大家庭开始走向崩溃。
《春》继续这一主题。惠和觉新相爱，但由于封建包办婚姻酿成了悲剧；淑英则在觉民等的帮助下，敢于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到上海，走上新生。
《秋》写封建大家庭彻底崩溃。一方面一些年轻生命的悲剧在继续，另一方面败家子变本加厉的挥霍，最后把高公馆卖掉，大家族解体。
简析巴金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
巴金小说的创作风格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1929-941年为早期：主观色彩浓厚，风格多样，热情是他作品中最稳定、最有价值的东西。
2、1942年后：热情有所收敛，风格由多样趋向统一，在客观写实的日常生活琐事中寄托人生理想，风格朴素自然。
《还魂草》是风格转变的代表作。这种风格演变有三个标志：
1、“家庭”涵义发生变化。早期“家庭”是黑暗的象征物。后期“家庭”是强权的对立物，作家珍惜的伦理组织。
2、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热情向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转化；理想化、类型化的单纯性格转向生活化、立体感的复杂性格。
3、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本色越来越显示出来。
简析《家》的艺术特点
《家》是一部具有很浓的主观情感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
1、它再现了五四时期内地四川封建势力浓重但五四时代浪潮已冲击着古老土地的典型环境，作品中的祖孙间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当时典型的社会矛盾冲突，塑造了高老太爷、觉新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许多生活细节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2、作者极端憎恨就制度旧家庭，热情歌颂敢于反抗旧势力的新生力量。强烈的爱憎感情渗透于《家》中，使《家》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或通过作品中人物抒发对旧制度的愤懑；或通过人物的心灵描写来倾诉旧制度的黑暗，如鸣凤投湖前的心理描写。
分析评价《家》的思想成就
《家》的思想成就有三方面：
一、揭露和控诉的封建大家庭罪恶。这集中表现在三个年轻女性的悲剧中。
梅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是旧式才女，与觉新青梅竹马。但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使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封建婚姻给她带来的是不幸、痛苦，最终抑郁而死。
鸣凤死于封建家奴制。高老太爷把她送给六十来岁的冯乐三为妾，她最终以投湖自尽的方式来抗议黑暗的社会。
瑞珏是封建伦理和迷信的牺牲品。她温柔贤淑，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梅也是感情真纯。但封建伦理和迷信导致瑞珏难产而死。
这一切的悲剧都是由于封建家长制。三位女性的悲剧及高家的一切罪恶，都和封建家长制及其代表人物高老太爷有关。家长制使高家这个典型的中国旧式大家庭成为一个罪恶的深渊和黑暗的王国。
二、《家》表现和赞颂了年轻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
高家的第三代中的觉民、觉慧就是觉醒青年的代表。
觉慧在学校里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学潮，和同学一起半反封建的刊物，在家里支持觉民抗婚，怒斥“捉鬼”闹剧，并离家出走到社会上去，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觉民是个个性主义者。他和琴的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决然离家抗婚。
觉慧、觉民代表着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力量，一种反对封建的叛逆力量。
三、对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在时代潮流冲击下趋向没落、崩溃的描写。
高家是官僚地主家庭，成都北门首富，书香门第。表面上很融洽，内里却极其腐朽。第二代克安、克定便是高家腐朽的败家子的代表。克定在外面吃喝嫖赌。克安和他狼狈为奸。这个大家庭经济上挥霍亏空，精神上腐朽分裂。高老太爷一死，克定等在灵堂前就把家分了个彻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崩溃解体了。
内部的腐败导致大家庭彻底崩溃，时代潮流冲击下产生的新生代进一步敲响了封建家庭的丧钟，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分析《家》中觉新的形象
觉新是一个复杂性格的人物。他是一个清醒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懦夫。
1、 自愿的牺牲自己。因为受到过五四新思潮和反封建的新空气的影响，他切身认识到封建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但他受到的封建教育和封建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太深，作为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使他自愿地挑起家庭的担子。他自愿为家庭牺牲自己，不敢反抗。
2、 他是一个自觉的懦夫，对封建家长的专制意志处处退让、顺从甚至做帮凶。他牺牲了梅、瑞珏，还劝说觉民接受高老太爷定的冯家的亲事。
为了维护封建家庭他付出了自己和亲人的惨重代价。觉新的悲剧是封建末世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命运，由此产生了绝望、悲观等心态。这一形象对现代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具有很大概括力。
简析《家》中高老太爷的形象
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
1、高家的家长，依借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来统治这个大家庭。他是高家一切悲剧的元凶。他要抱承重孙，于是依封建婚姻制度而造成了梅和觉新的悲剧；把鸣凤送给冯乐三为妾；甚至在他死后还受到迷信保护造成瑞珏的悲剧。但他对儿孙也有温情的一面，这是表现了他实现“四世同堂”家庭形式的一种满足。
2、 高老太爷是封建末世的家长制代表人物，他是在理想幻灭极度失望后病死的。临死前他破天荒地答应取消觉民婚事要觉民觉慧不要走，是他为维护封建大家庭所做的最后的努力。他是带着幻灭感死去的。他的死具有象征意义，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简析《家》中觉慧的形象
觉慧是封建家庭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
大胆表现在：他受五四思想影响，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校里参加了反对军阀的学潮，和同学一起半反封建的刊物，在家里中，和鸣凤恋爱，支持觉民抗婚，怒斥“捉鬼”闹剧。他极端憎恨这个家庭，第一个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代表着青年人追求真理的道路。
幼稚表现在：他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对封建家庭的认识是个逐渐的过程。
觉慧是五四时期具有民主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形象，旧家庭礼教叛逆者的形象。
分析《寒夜》的思想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小说是通过三个小人物的感情纠葛和凄凉命运来展示这一主题的。
小说描写一个走向崩溃的家，是一个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型家庭模式：
汪文宣和妻子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他们大学毕业，追求爱情与理想的统一，对生活充满着信心和勇气。由于贫困与疾病的折磨，特别是在长期仰人鼻息的社会环境中讨生活，他们的理想都发生了巨大扭曲。
汪文宣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公务员，懦弱、多病。曾树生则凭着美色当了资本家银行的“花瓶”。这种贫困以及心理的沉重负担给家庭带严重危机。加之汪文宣的母亲的加入，婆媳不和使原有潜在的感情矛盾进一步复杂化，终于陷入无以自拔的悲剧。最终，曾树生随人而去，汪文宣在吐血中身亡。
简析《寒夜》的艺术特点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
1、 抗战时重庆的典型环境和这环境中产生的最普通的小人物悲剧性格和命运，揭示出人物命运的社会根源。
2、 情节发展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推进；结构布局，一切象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流动。
3、 人物平凡，具有复杂性格和复杂感情。
4、 大量的客观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支撑了小说的框架，这使得作品逼近生活，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简析《寒夜》中汪文宣的性格
《寒夜》的主人公汪文宣是个为了生活在图书公司整天埋首做校对工作的小公务员。菲薄的工资、贫困的生活，、庸俗势力的社会、仰人鼻息的环境，使汪文宣曾树生年轻有为的性格发生扭曲。汪文宣善良而懦弱无能，虽勤劳做事但仍受歧视，因正派不善巴结而心情郁结。家庭少有欢乐，婆媳经常不和吵架，使得他左右为难。在单位受气，在家又两面受气，终于肺病发作死亡。
简析《寒夜》中曾树生的性格
曾树生是个个人主义者。
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
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第八章 沈从文
简述沈从文的创作思想
1、 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在小说中表现真实地自我，自由地写自己所经历的题材与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心灵的真切感受，其作品几乎可以看成是他的“自叙传”。
2、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是沈从文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思想。这种创造思想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思潮的积极影响。沈从文把表现人性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作文学表现的终极的理想。他笔下的各种劳动者都表现出真、善、美的人性。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
分析评价《边城》中的“边城世界”的特点和意义
《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
一、《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
1、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如老船夫忠于职守，对过河人分文不收，实在难却的则买了烟茶再招待乡亲。船总顺顺虽是富人，但常常体恤穷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资助并组织安排料理丧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2、集中表现“边城”世界人性美的，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爱情悲剧，这个故事也同样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而翠翠却是心属傩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驾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总在大儿子死后，一时未答应傩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傩送与其父发生争吵而远走他乡。这种种的“不巧”，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终成“善”的悲剧。天保与傩送，对翠翠展开自由竞争，未伤同胞之情。作者所表现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 的悲剧。
二、浓厚的悲剧意识
以翠翠为中心人物的恋爱悲剧，其实并非完全是“谁也没有错”的悲剧。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他相信唱山歌能使翠翠心领神会。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
三、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作者把一对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次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茶峒地区历史上过着原始、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实行黑暗的统治。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次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思想上的批判，是独特的、理想主义的，也是苍白无力的。
简析《边城》中的翠翠形象
翠翠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
翠翠来到人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爷爷把她领大，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她既是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
第一阶段：翠翠爱情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舟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
第二阶段：翠翠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又进城看龙舟，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
第三阶段：翠翠对爱情执着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她。出于对爱情的忠贞，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然而，她与傩送的爱情却忽然受到严重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爷爷也死了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最后，她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性格坚强的一面。
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
简析《边城》中的老船夫形象
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的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质朴憨厚、狭义心肠，不仅拘收过客的钱财，而且还善待乡亲。
2、老船夫的“善”，主要通过对外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慈祥、仁爱，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的爷爷。最大的心愿是翠翠能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他见天保对翠翠有意，便指出“马路”和“出路”求爱的途径，引来了天保家正式向他提亲，未料翠翠却把答应，好心办坏事。在明白翠翠心里有傩送之后，又为孙女与傩送的联姻劳碌奔波，受到船总的冷遇，他怕翠翠的自尊受到伤害，不讲实情，以至郁闷离世。
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是围绕着翠翠的婚事种种，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个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大的胸襟，即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分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与风格
《边城》在艺术表现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1、作者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如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温柔的个性突现出来。
2、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全篇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与翠翠为纬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为纬线，推动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女婿为暗线。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结合。
3、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来展示边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4、《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作者叙事的笔端，倾泻着、流动着作者对“爱”与“美”的诗性的讴歌与咏叹。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味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烘托内在的情绪节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副副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
《边城》的故事基本上建筑在梦幻的基础上。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社会的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作品的结尾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结局，结尾更与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简析《长河》的思想和艺术特点
《长河》是沈从文的一部长篇小说。
思想：
作品思想上的突出之点，是敢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揭露与批判。
1、 作者嘲讽批判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2、 小说通过吕家坪保安队长与滕长顺一家的矛盾，揭露与批判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罪恶。同时，作者还写到苗民对国民党地方罪恶势力的反抗。
艺术特色：
《长河》依然写人性美与风俗美，尤其对橘林秋色、农家摘果等乡土风俗风情，写得绚丽多彩，诗意盎然，颇具乡土气息。从人性美的表现看，滕长顺和夭夭的身上，保留着《边城》中老船夫与翠翠的影子，作者试图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湘西的自古不变的“常”，即人性永恒的美。
分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思想
一、对湘西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关注、同情，揭露旧社会的黑暗。
如《丈夫》描写一个青年农民进城看望当船妓的妻子，目睹妻子被人蹂躏，自己被人凌辱，麻木的灵魂终于有了人的自尊和初步觉醒，带着妻子回乡下去了。小说揭示了在经济压迫下和金钱魔力下人性畸形，批判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
二、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与批判。
如《绅士的太太》流露了上流社会人物的假道学、假文明内质。
《八骏图》是讽刺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八位专家学者都是假正经假道学，他们奢谈文明而压制自己的人性形成性**.这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阉寺性”问题的嘲讽和批判。
三、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是“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而又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性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
如《柏子》写船夫柏子与妇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两人共同创造了食色和爱情的传奇，其中包含着人的自然性与人性本真的哲学思考。
四、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湘西人性世界和都市世界两个并存的世界，他用湘西人性世界反观和批判都市文明世界，而统一于完美人性的思考、表现和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作者追求的完美人性，是一种未被都市文明扭曲、纯朴自然的人性。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文体形态和文体结构
沈从文创造了三种基本文体形态：
1、 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
2、 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
3、 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文体结构：
在文体创造上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
结构上是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简析《湘行散记》、《湘西》的思想特色
1、《湘行散记》、《湘西》两本散文集，是文化的散文，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涉及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地域文化。但并非作纯客观的介绍，而是从中融入作者强烈的主观评价和鲜明的审美感情。
2、两本散文集表现了作者炽热的本土性。反复抒写着他的一颗“湘西”之心，他书写湘西的历史与现实，因她是作者心中永存的一方热土。同时，作者还揭露与批判了贪官污吏的腐败。
3、鲜明的本族性。湘西民族问题，一直是作者的内衷隐痛，因此他很自觉地在散文中流露出其民族倾向，反复贯串着这样的思想：为苗族人民仗义执言，洗雪强加在他们头上“苗蛮土匪”的罪名和耻辱。
简析《湘行散记》、《湘西》的艺术特色
《湘行散记》、《湘西》在艺术上有着显著的特色：
1、 作者以“我”的见闻与行动作为叙写线索，一方面叙述现实的人与事，一方面将湘西历史、地理等地域文化的背景资料加以穿插。
2、 沈从文的散文融进小说的人物对话与细节、情节的描写，形成小说的情节性有情境氛围。
3、 作者的抒情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姿态。
a） 描绘山川风景、民风民俗时，多采用融情入景的手法形成诗一般的意境；
b） 叙述、评述湘西的历史与现实时，往往是议论与抒情的结合；
c） 涉及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时，作者则采用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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